惠州信用　　2007-11-21

　　 受制于中国债券市场的低迷以及信用市场的稚嫩，中国评级机构仍处于供给和需求两端均不景气的状态

    信用评级机构所处的大气候和小气候，在2007年下半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受美国次级抵押债券风暴影响，国际评级机构成为众矢之的。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以标准普尔公司（下称标普）、穆迪投资服务公司（下称穆迪）为代表的国际大型评级机构，在此次危机中反应迟钝而且低估了市场影响。

    在国内，9月14日，召开了一次旨在加快建立中、日、韩三国和全亚洲本土化评级体系的会议。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在是次会议上表示，应加快发展属于中国和亚洲的本土化评级体系。他同时透露，财政部目前已经参与启动了东盟10+3机制下对亚洲区域债券市场和评级体系的研究，并期待能取得具体成果。

    与官方强力推动本土化政策相映成趣的是，目前中国五家全国性评级机构中，有四家已经或正在谋求与外资评级机构成立合资公司。
    
    外资潮起

    2006年4月13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下称中诚信）母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与穆迪签订协议，受让中诚信49%股权，使之成为本土惟一一家中外合资评级机构。自此，中外评级机构在资本层面的合作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中的另一家——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下称惠誉）从2005年就与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联合资信）开展技术合作。今年以来，双方合资事宜也悄然加速。

    据《财经金融实务》记者了解，双方的合资谈判已近尾声，惠誉很可能在年底前入股联合资信，获取中国合资评级机构的第二张牌照。

    此外，近期标普也在与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紧密接触。不过，对于合资进展，标普中国区总裁扈启平守口如瓶，表示“现在还不是披露的时候”。

    从1987年国家正式颁布《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至今，中国评级行业刚刚达到弱冠之年。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评级机构数量一度超过百家。

    此后，各地借企业债券之名乱集资、债券发行主体严重违约情况频频发生。1999年底，国家以修改为由废止了《企业债券条例》，将发行企业债券的审批权力上收。审批程序严格并要求担保，债券评级变成了对担保人的评级，定价基础变成了担保人的信用，信用评级形同虚设，行业发展陷入低谷。

    经过20年的大浪淘沙，中国评级行业逐渐形成以中诚信、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联合资信、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远东）、新世纪五家分食天下的局面。

    目前，中国对于评级业务主要采取业务准入方式，即各监管部门对符合标准的、服务于本领域的评级机构发放业务牌照。

    迄今为止，国内市场上的牌照基本发放给了内资机构，惟有穆迪通过中诚信拿到了合资评级机构牌照。

    与国际评级机构相比，本土评级机构在技术、人才、经验、公信力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不过，国际评级机构碍于市场准入壁垒，仍很难大举进攻中国市场。

    多头监管

    中国评级行业尚处于政府多头监管的环境中。目前，企业债评级业务的主管部门是发改委，短期融资券评级业务的主管部门是央行，公司债、基金等评级的主管部门是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也分别对银行和保险公司可投资债券的评级机构发放牌照。

    标普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John Bailey对《财经金融实务》记者表示，建立统一的信用评级标准至关重要，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对评级风险的认识。

    多头管理为信用评级机构开展业务设置了多重障碍。以企业债为例，发改委是企业债的监管部门，证监会负责企业债的上市，保监会和银监会监管企业债的投资者，都需要对企业债评级结果进行认可。如果各部委在对评级机构的要求上有差别，将使评级机构进退维谷。同时，中国在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合规经营、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管理政策法规相对欠缺，类似《信用法》、《公平交易法》、《信用中介机构管理条例》的法律尚未出台，均不利于社会对评级机构的整体监控。

    另外，缺乏统一的监管部门，就是缺少了对评级结果进行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建立档案、考核、复审的机构。

    虽然有业内人士表示，市场是评级机构的自然监管者，但从国家角度来说，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不利于信用评级资源的整合与全社会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而且市场的事后监控很难预防重大危机的发生。

    相形之下，美国非常强调立法和统一监管。一方面，早在1933 年，美国政府就颁布了《证券法》来确立资信评级业地位， 1960年至1980年的20年时间中，又陆续出台了17项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来规范评级行业和美国国家信用体系。

    另一方面，1975年，美国证监会(SEC)将有效信用评级限定在国家认证的统计评级组织体制（NRSRO）。该制度认可评级结果的原则是，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由全美评级结果的主要使用者来认定。依此标准，美国首先认可了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家机构。这一认可制不但增加了评级市场的需求，也将这三家机构培育成为了当今世界评级行业的霸主。

    针对监管方式，大公总裁关建中认为，中国亦应在评级机构资格认定方面形成更为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比如，成立专门的机构认定，对欲进入资信评估行业的机构实施统一的审查与批准。在评估机构的规模、人员素质、评估技术等方面进行统一规范。

    大公评级副总监刚猛则认为，中国应参照国际经验，遵循“避免过度竞争、同时防止垄断”的行业监管理念。他分析说，虽然评级业是从自由竞争开始的，但真正的发展都是与政府监管部门出台的政策有关。

    央行迈出了监管的新步伐。面对外资评级机构的激烈竞争，央行已经建立起了对五大参与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的打分排名机制，并要求每年至少一次。从5月19日公布的首次评级结果中，中诚信位居第一，其后依次是联合资信、大公、新世纪和上海远东。

    同时，由于违约率是检验评级机构质量的重要指标，央行副行长苏宁透露，央行已经依托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组织开发并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部门管理的信用评级违约率系统，目前正处于测试阶段，待成熟后，将定期向社会公布各评级机构的违约率水平。

    供需疲软

    刚猛向《财经金融实务》记者介绍，目前国内信用评级业务主要包括债务工具评级、借款企业信用评级和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三方面。其中，债务工具评级占主导地位，产品主要有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金融债券、资产证券化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等，中诚信、大公、联合资信三家市场占有率超过九成。

    虽然中国评级业务范围在逐渐扩大，但众多接受《财经金融实务》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评级机构仍处于供给和需求两端均不景气的状态。

    供给方面，以信用评级应用最广泛的债券市场为例，美国每年债券市场融资规模占GDP的20%以上；而中国债市规模一直较小，目前仅占GDP的2%左右。

    同时，中国债券市场中不需要评级的国债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央行票据又占约四分之一的份额。真正属于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范围的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和可转换债券等债券的融资额占市场总体比重只有25%左右。

    另外，从评级的对象上来划分，主要包括银行和企业两大类。长期以来，国内很多银行习惯自己做调查评级，这又在本已微薄的评级市场上再度减少了供给。

    需求方面，国内信用评级的市场潜力还没有被完全激活，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实际需求严重不足，对信用评级结果不关注也不认可。“很多企业和银行接受评级业务的主要动力仅仅是满足监管需求。”刚猛说。

    联合资信总裁李信宏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监管部门倾向于通过设立过高的标准，如选择基本没有信用风险的发行主体、要求可靠的担保等，来规避信用风险，这样，即使发生损失，也有担保措施予以补偿，或者由政府部门直接出面协调化解，这一方面加大了政府的负担，同时也导致了投资者不关心信用风险和评级结果。

    当然，中国评级行业还属于初级发育阶段，评级机构自身尚未形成足够的市场影响力和权威性，这也是导致市场需求较小的重要原因。　
    节奏加快

    虽然目前市场供求两头吃紧，但国内外各大评级机构领导者普遍表示，看好未来市场的发展。

    李信宏认为，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较快，对评级业务提出了更多要求，国内的评级机构一定要紧跟市场发展的节奏，在管理方式、业务设置、队伍建设方面适应市场的变化。

    刚猛认为，评级机构未来在公司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方面市场潜力巨大。他分析，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公司债是债券市场的主体，而中国目前公司债占比尚不足5%；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是市场中份额最大的产品，占比达30%以上，同时在每年新发行的债券中占了一半以上，而中国目前资产证券化产品占比不足1%。

    同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行也为评级业带来了重大机遇。

    协议要求,银行监管者使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衡量银行信用风险的基本指标,并根据信用级别限制被监管机构的投资范围，更好地控制风险，利用信用评级监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提高监管效率。

    刚猛还预测，创新产品将成为未来债券市场的亮点，“由于政府正在加大创新力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不断推向市场。”

    另外，信用评级是一个知识高度密集型行业，对研发有很高要求。穆迪近50%的雇员均为分析员，其对研发实力的重视可见一斑。

    随着信用衍生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创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对评级机构的研究实力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国内评级机构亟需加大对数据库和研发力量的投入。